——高台鳴琴 菊圃流芳
高叔祥（1750—1806），字業瑞，號菊圃，清朝乾、嘉年間鄧州人。宦跡遍及閩、台等地，勤政愛民，政聲卓著，曾任台灣地區最高行政長官——嘉慶年間台灣第4任知府。在今天的鄧州市桑莊鎮尹集村還有高氏祖塋——“進士陵園”，為鄧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家族顯貴 百年四代五進士
高叔祥，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九月十三日，出生於鄧州市桑莊鎮尹集村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）年考中進士。歷任廣東海澄、福建龍溪和詔安縣令，廈門同治、漳州知州、建寧知府、台灣知府等職。
其父高名世（字際五，號思庵），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697）丁丑科進士，曾任安徽省祁門縣令。
高叔祥育有六子，次子高殿舉為舉人，曾任江西永豐令。道光十八年（1833），高殿舉兒子高振宛、高振洛中同榜進士。高振宛曾任山西潞安府知府，高振洛曾任雲南廣南府知府。高振宛兒子高寅生，中光緒二年（1876)進士，授兵部主政改戶部員外郎。高氏家族“一門五進士”的美譽即來自於此。
據文史專家許滿貴先生考證，歷史上的南陽共考中進士100名，其中鄧州66名。自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至光緒二年（1876），高氏家族一門五進士、七舉人，尹集村被譽為“百年四代進士村”。據民國《重修鄧縣誌?文征篇》記載，清同治十一年（1873）四月十七日，同治皇帝一日下發四道聖旨（誥命），賜封高氏家族男、女爵位俸祿計十五人，褒獎高氏家族的突出貢獻。
高氏家族一枝獨秀，承蒙朝廷恩崇，備極殊榮，在鄧州史無前例。可以說，高氏家族獨特的文化景觀，也為厚重鄧州的文化積澱，培植了深厚的沃土。
任職福建 攀轅泣留父老心
高叔祥家學淵源，自幼寒窗苦讀，博覽群書，少年英氣，才華橫溢，三十而立考中舉人，34歲中得進士。嘉慶六年（1795）初任廣東海澄縣令，不久赴福建候補職缺，曾任龍溪縣錦江書院講席（師長的尊稱），還常去請教於福建漳浦籍清初名相、《四庫全書》總編纂人之一蔡新（號葛山）門下。
四年後去福建詔安任職，政績卓著，人民稱揚。詔安地處福建南端，與廣東接壤，地處海灣，歷來為陸海商賈要津。海寇出沒無常，民眾逞勇鬥狠，“兵刃填途，豺狼塞道”，“富者不得安其食，弱者不敢出其謀”，社會風氣敗壞，官員們視詔安做官為“畏途”。
但高叔祥“下車伊始”，即對內警示家人僕從，遵紀守法嚴於律己，對外新頒法規律令，整飭社會民生秩序；同時，嚴懲地方官吏貪腐受賄，嚴加緝捕不法分子。其秉持“冰清玉潔，雷厲風行”之作風，“除弊興利”，“蒞任才三月耳，而風移俗易，頌聲載道”，“盜弭會息，鬥風亦止”。在審判案件中，他果斷嚴明、寬嚴互濟。到任僅幾個月，就處理完結數十件人命訴訟，擒獲犯人百餘人，“政平訟理”，“道路四通，百姓親睦”。同時，他積極恢複科舉制度，選拔優秀人才，社風民風煥然一新，生產生活井然有序。
不久，高叔祥補授武平縣令。行將卸任，詔安“百姓不謀而集者數千人”，“焚香籲天，攀轅泣留”（拉住車轅灑淚挽留）高叔祥。百姓聯名向省巡撫請求調回高叔祥，省撫大吏體察民意，便以“人地相宜”緣由，奏請皇帝同意高叔祥與新任詔安令對調。回詔安“蒞任之日，百姓歡忻鼓舞，真如湖舫、蘇堤，喜說端明再至矣”。
嘉慶八年（1803），高叔祥因擒獲九名日本海洋巨寇，再建奇功，擢升知州，擬任廈門同知（知府的副職）。詔安百姓肩挑手提稻米、地瓜幹、竹筍等地方特產作為禮物相送，他一一謝絕。百姓又請畫師繪《攀轅圖》相贈，並唱《攀轅歌》為高叔祥送行，歌頌他任職詔安期間的懿行卓績。《攀轅歌》曰：
公無去，公去民即苦，小人住窮鄉，入城怕差卒。公無去，公去路難行，一日無此君，途見有狼虎。公無去，公去誰我顧，世仇公可解，含怨公可訴。公無去，公去太急促，桃李滿城花，欣欣代吹噓。公且住，公住民心舒，君既不可留，萬民心酸楚。
當年百姓惠贈高叔祥的《攀轅圖》已經散佚，但流傳至今的卻有一幅沈心海繪製的《遺愛攀轅圖》，再現了官民相親的魚水情。
治理台海 經年惠政化鳴琴
嘉慶年間，廈門沿海活躍著一支以蔡牽為首的海盜團夥，他擁兵自重，人稱“鎮海威武王”。勢力橫跨浙、粵、閩三地，縱橫東南海疆無人能擋。
高叔祥機智謀劃，調兵遣將，發動民眾，“堵防海口，搜捕周密，凡察吏民，無所不至”。有力打壓了海盜集團的生存空間。因其政績“卓異”，嘉慶十年（1805），高叔祥擢任漳州知府。同年九月，又補任建寧知府。蔡牽等盜賊、流寇趁機流竄台灣，禍害一方，“民不聊生”。時任閩浙水師李長庚、福建水師副將王得祿聯名上書皇帝，舉薦高叔祥為台灣知府，嘉慶皇帝欣然嘉許，於嘉慶十一年(1806年)二月，任命高叔祥為台灣府知府。
台灣和老家鄧州相隔數千裡，雲水遙迢。高叔祥念其老母年邁，命其眷屬護送母親回鄧州養老。他於嘉慶十一年（1806）四月，攜次子高殿舉赴台灣就職。據《高叔祥功德碑》載，高叔祥抵台後，“招募遊民，墾荒辟野，興修水利，疏通河道”；並將大陸綠豆、芝麻、煙葉等良種引入台灣種植。他倡導漢人與高山族通婚，率先將女兒嫁於花蓮縣土著、一位酋長之子達羅統糾為妻；他救濟孤寡、扶助老弱病殘，同時組建高山族義勇軍，剿滅餘黨、防範海匪、抗擊倭寇、緝拿盜賊，穩定社會民生秩序。
連年廢寢忘食，鞠躬盡瘁，終致高叔祥積勞成疾，嘉慶十一年（1806）七月二十七日，高叔祥猝然病逝於台府官邸，享年56歲。
高叔祥任職粵、閩、台共13載，居官清廉，英名垂裕兩岸，高叔祥去世的噩耗傳出，海峽兩岸民眾痛哭哀悼。台灣民眾感念其治理台灣的善政惠澤，在台灣為其修建衣冠塚，年年奉祀。星宿隕落，九州悲慟；遊子魂歸，葉落歸根，次子高殿舉護送父親的靈柩歸葬鄧州高氏祖塋。靈柩路過高叔祥曾經履職的廈門、漳州等地，數萬百姓“流連不忍去，相與垂淚別”。
“鳴琴而治”的典故出自《呂氏春秋·察賢》，孔子學生宓子賤“鳴琴而治”單父縣（今山東單縣南）。後用“鳴琴而治”指以禮樂教化人民，達到“政簡刑清”的統治效果，常用做稱頌詠官吏善於管理。高叔祥在台灣海峽兩岸的“鳴琴而治”之實踐，對於千載之後的治國理政，仍然具有可資借鑒的價值和啟示。
詩書傳家 懿行卓績垂古今
高叔祥不只仕途通達，而且文採風流，他著有《秋芳集》、《臥吟詩》、《惜玉黃花集》等並傳世，其中《秋芳集》現保存於鄧州市圖書館。民眾惠贈的《攀轅圖》、同治年“四道聖旨”皆散佚無所尋。
高叔祥出仕之前，居家等候任命時，曾“家居授徒，以倡明絕學為己任”，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。他在河北留古寺開設學館（龍溪書屋）講學，考中舉人後，又掌教鄧州“春風書院”（花洲書院）講席。其間，整理編撰高氏族譜《鄧州高氏志》，隨職攜帶，“法外施仁，沒齒難忘”。
“高叔祥神道碑”現被移於鄧州花洲書院保護，具有重要的文化、歷史、書法等研究價值。1981年，高叔祥《功德碑》、《神道碑》拓片被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。由高振洛勒石、高振宛書丹的“高氏列祖神道碑”，現在矗立在構林鎮高窪村村口。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三朝元老劉統勳（劉墉之父）親筆題寫“進士第”匾額，懸掛於高氏宅院門楣。同為乾隆年間進士的清翰林編修蔣祥樨著《高菊圃太守家傳》，對高叔祥評價極高：“先生之才之大，而又勇於任事，罔恤身家，能使閩人之愛戴如愛慈父母焉”；“今觀先生懿行卓績若此，既知聲施不朽……”鄧州籍進士王士仁撰“高叔祥神道碑記”，贊先生之“盛德”，謂高叔祥“兩有三真”：有“台鼎節鉞之望”、是有真學問、真經濟（經綸雷雨普濟蒼生）、真志節的“士君子”。
高氏家族根脈深厚，瓜綿椒衍，開枝散葉，英才輩出。民國時期鄧州士紳高天一之子高應篤（字滋心，號紫星），河南大學預科、政治大學第二期行政系畢業。曾任民國河南省政府委員、省政府民政廳廳長，後赴台灣任“內政部”民政司司長、常務次長、政務次長等職，著述有《地方自治學》、《內政春秋》等。
鄧州城高氏家族宅院位於新華中路縣后街（老縣衙後，今婦幼保健院附近），高氏後人奉旨在高宅建造“鄉賢祠”，以祀奉德行卓然、遺澤鄧州的名宦鄉賢。
鄧州市地方誌辦公室馬玉平整理出版的民國《重修鄧縣誌》收錄的“鄉賢祠”祭文，亦可作為民眾對高菊圃公的最高致敬和紀念。
祭文曰：
惟靈文武憲邦，公忠體國。當皇朝之肇造，心膂攸司；值列聖之丕承，股肱作輔。明良合德，奮庸而庶績鹹熙；中外宣猷，敷澤而兆民永賴。洵書廊廟之碩望，允宜俎豆以明禋。考績紀勳，崇報貽垂於令典；陳牲奠幣，馨香祇薦於歲時。尚饗！
高台鳴琴，菊圃流芳；高公風範，山高水長！
（參考書目：蔣祥樨著《高菊圃太守家傳》、謝獻疇著《贈高菊圃先生序》、王士仁著《高菊圃神道碑記》、馬玉平整理民國《重修鄧縣誌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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